深层次剖析,我觉得支撑“福贵”老人走过一生的是其对土地的信仰,土地对于一个农人来说,就是命,就是生命意义所在,人有别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思想,信仰更是思想上的升华,人类有了信仰,才能战胜自然,才能避过灾难,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如此之广,也说明了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缺少不了信仰,不过,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部分民众面对日益艰难的生活选择了轻生,选择了侹而走险,人与人之间缺少基本的信任与互助,人性冷漠,这是最可怕的病毒,我们这些年青人不要说崇高的信仰,就是基本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遗忘得干干净净,只一味地崇尚金钱,现今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就唯剩下金钱与权力了,很多人为了金钱和权力,不惜出卖一切,“笑贫不笑娼”,大多的年青人的价值取向已显得务实而短视,我们实际承载着中国的未来,倘若我们依旧如故,缺乏基本的信仰和不抱有远大的理想与目标,我不能想象中国如何自立、自强与世界民族之林。
    《活着》带给我们的还有很多,自身学识的浅陋让我没有更多的感怀罢了,细细观察当前的社会,我们的生存状态又岂能乐观呢?民主与自由还是遥遥无期,而制度性的腐败已经深入到政体的每一个细胞,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罢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富了那些权贵之人,他们通过权力的市场化和对私有资源的垄断、配置让国有资产迅速流入私人腰包,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则陷入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中,社会的基尼系数远远大于国际警戒水平,许多工人失业,随着人口高峰的来临,社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压力,黄、赌、毒、法、黑应运而生,四处泛滥,甚至部分地方政府与黑道相互勾结,以榨取普通市民的利益来达到其富贵的目的;而愈来愈重的教育负担让许多少年儿童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很少就走上繁重的劳动岗位,教育之于个人或国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就已是很好的榜样,这些缺少教育的少年们通过代际的传递,只会让目前已经贫富悬殊的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形成社会的两极,矛盾与对立自然而生;另一方面,自然环境急剧恶化,可以说改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自然的破坏,很多地方政府只强调经济指标、GDP的完成情况,视自然环境于无物,强制性、愚昧地破坏着本是安宁的天空,虽然政府已经在强调“可持续发展”,但真正能做到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又有几个呢?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危害是深远与长期的,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一代的生活状态,但没有多少人会考虑这些问题。以上只是我对当前社会的概述性描绘,它并不像某些文人所讲的那样美好,不像某些歌曲所颂扬的那般幸福,他们所看见只是他们的快乐,而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却是很艰难的,面对着当前的社会,我们这些所谓的二十一世纪青年能够盲目乐观,能够无限HAPPY吗?而要改变这些现状,又岂是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呢?我们只有从自身做起,不断地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并极富热情地关注着这个社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或者关爱别人,我想,这已经是很不错了。《活着》让我意识到了当前生活的艰难与不易,让我明白人生的艰难才刚刚开始。
    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我们又迎来了2004年,2003年被很多媒体描绘成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建设性的一年,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也许更多的是恐惧与不安,SARS的影响现今依旧盘旋在我们的脑海中,而孙志刚的死再一次让我们见证了我们实际生活得并不安逸,重庆那位饿死的三岁小姑娘让我们知道某些人性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上访户、拆迁户的自焚更是对某些现象至死的抗争,2004年,禽流感又飘然而来,这一次又不知会产生什么后果,所有的一切让我更感觉到了活着的艰难,我们并不比“福贵”老人幸福多少,所承载的压力与顾虑是很大的,幸而有《活着》,有余杰、何清涟这些精英们的呐喊,才能让我感知社会并不是一片漆黑,有一丝光,在暗暗地照着,对于我来说,已足够,坚强、乐观面对着一切,用自己的良知去闯荡社会,我想,即使生活再困苦,我们还是可以像“福贵”一样,很好地活着,可以无遗憾地对别人说,我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无悔,我想,这就足够了。

   《活着》确实被赋予太多的内涵,能读着它,无疑是一种享受,它让我明白当初电台主持人的用心良苦,更重要的是,它是我成年的一次洗礼,它让我变得更加成熟,让我能更清晰地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生的意义,这对于像我们这些没有老师的学子们来说,也许是终生受益吧。